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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歌一曲动京华——观民族歌剧《尘埃落定》(文豪 仲呈祥)

发布时间:2019-06-05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文豪 仲呈祥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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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民族歌剧《尘埃落定》改编自小说家阿来的同名长篇小说,全剧经过主创团队的精心创作和反复锤炼,最终实现了由小说向歌剧的巧妙转化,使得全剧具有了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民族歌剧《尘埃落定》于2018年在重庆首演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歌剧院院长将此作品献礼新中国,于2019年3月17日在北京上演。本文就剧情编创、舞台空间、音乐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 键 词:《尘埃落定》 民族歌剧 歌剧评论

 

  一

  “如痴如醉,如梦如幻,如歌如吟,如诗如画……”走出剧场时,耳边回荡的依旧是民族歌剧《尘埃落定》缠绵悱恻、悠扬婉转的旋律。孟卫东,这位曾经创作了《新闻联播》片头曲和许多脍炙人口歌曲的作曲家,再次用“孟卫东式”的优美旋律向世人证明了他过人的音乐才华。

  1998年,藏族作家阿来发表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因其独特与深刻依旧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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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后,有一群人以歌剧之名聚集在祖国西南名城重庆,排除万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搬上了歌剧舞台,并通过反复的锤炼、打磨,使之具有了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这些人之中,不仅有我们崇敬的作曲家孟卫东,一直致力于歌剧、音乐剧中国化的导演廖向红,著名编剧冯必烈、冯柏铭父子,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还有一位年轻的老朋友——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

  “古老的康巴草原,土司和奴隶代代相传。寨墙隔断了人们的视线,只有一个傻子——看到了明天。”歌剧《尘埃落定》开场的四句唱词以极其简练的笔墨道出了全剧的故事主线。康巴土司与汉族妻子生下一子,这个酒精催生的孩子自出生起就思想怪异、行为乖戾,被周围人视作“傻子”。然而,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傻里傻气”的二少爷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时,“傻小子”超越时代的预感和举止却令其成为整个土司家族兴衰成败的见证者……

  《尘埃落定》曾以川剧和舞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并都取得了成功。因此,听说重庆歌剧院将要创排民族歌剧《尘埃落定》时,我们心里还是替他们捏了一把汗。毕竟,歌剧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叙事功能较弱的艺术形式,须知小说家阿来足足用了逾30万字、整整12章节的篇幅讲述康巴土司由盛至衰的历史,而留给歌剧《尘埃落定》的主创“讲故事”的时间却不过短短两小时。原本以为,要想在短短120分钟内把封建农奴制的瓦解这一特定历史事件讲清说透根本不太可能,不曾想,这群艺术家硬是使出十八般武艺,不仅让读过或没读过原著的观众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农奴制的灭亡乃历史发展之必然,还用一曲动人心弦的草原恋歌向你我发问——是否如作家阿来所说,在历史面前,尘俗的一切包括爱情都只不过是一介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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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尘埃落定》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提那江河奔涌般的内心独白,也不说二少爷与大少爷间机趣暗藏的对话,单说《尘埃落定》中的两处经典唱段便让我们见识了编剧冯氏父子深厚的文学修养。且看第一首也是全剧的主题歌《情话》:“如痴如醉如梦如幻,如歌如吟如诗如画。”八个“如”字将整部歌剧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调一语道出。随之而来的“蝶儿摇曳了花香,是谁在把谁牵挂”,由高度抽象的概括转入极其生动形象的画面,蝶儿摇曳了花香,鲜花为蝶儿绽放,爱情是相互依赖,爱情是相伴永远。“雪水河漫过草甸,谁又能把谁放下?”从眼前的花丛彩蝶转入远处的巍峨雪山,意象由轻巧灵动变得雄浑壮阔,二少爷与卓玛的爱情在连接天地的群山与奔腾不息的冰河映衬下格外纯洁神圣。“你是我的达瓦,你是我的尼玛。你是我的珠穆朗玛,你是我的香格里拉。”这是恋人间毫无保留的情感吐露,“珠穆朗玛”和“香格里拉”两大意象充分唤起了观众对世间美好事物的向往,从而将二少爷和卓玛的情感进一步深化、净化、美化、诗化,成为一曲回响于天地间的草原恋歌。

  “问天,问地,问神明,问山,问水,问大海:为何奴隶的女儿就是奴隶,为何主人的儿子就是主宰?”当舞台上的二少爷用歌唱的方式接连抛出一个个振聋发聩的叩问,我们不禁想到了两千多年前,在汨罗江畔,一位诗人独自面对滔滔江水发出的声声质问。“伯强何处?惠气安在?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纵然屈原的天问源于对日落月升、春去秋来等自然现象和楚王亲小人远贤臣之举的不解,而二少爷之问乃是对阶级制度的犀利反讽与质疑,二者存在本质不同,但此二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超越自身超越个体,由汲汲于富贵的“功利境界”上升到了哲学家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以个体的思考向地底暗河般永恒流淌的社会法则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提出深沉追问,并渴望聆听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重“天地境界”由歌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自有其独特魅力。音乐是最古老的语言,是人类灵魂深处的悸动。同样是问天问地问神明,歌剧的“唱”与话剧或其他题材的“唱”(戏曲音乐由于受剧种声腔影响,其创作自由度不如歌剧)或“说”相比更纯粹也更有力。“为何奴隶的女儿就是奴隶,为何主子的儿子就是主宰?”经编剧精心锤炼的语言显然是一种理性表达,而语言之外的旋律则是情感诉说。身份地位的悬殊似一座大山横亘在恋人之间令相爱之人无法相守,这爱情的悲剧引发了二少爷对自我身份乃至整个封建农奴制的质疑。我们无法忽视二少爷心中欲求佳人而不得的挣扎苦痛,更无法忽视正是内心深处的“情感”挣扎促使二少爷做出了超越常人的“理性”思索。“我是谁”“我在哪里”,所有这些超越时代的现代性追问背后正是催人泪下的情感叙事,是恋人间的生别离与难忘记。通过这样情理交融的叙述方式,歌剧《尘埃落定》的编剧最终实现了《尘埃落定》由小说文本向歌剧文本的成功转化,也实现了由原著(小说)思想性、批判性向舞台(歌剧)戏剧性、歌唱性的完美过渡,这种把小说的文学思维转化为歌剧视听思维的艺术处理可称得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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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尘埃落定》剧照(重庆市歌剧院供图)

 

  二

  据说,作曲家孟卫东在创作过程中反复提及:“观众爱不爱听,演员爱不爱唱,这对我至关重要。”也许不同的观众在观看演出后会对该剧的音乐有不同的评价,但作为审美个体,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歌剧《尘埃落定》确实好听。作曲家孟卫东就像一座丰饶富庶的音乐矿藏,在他的脑海中似乎贮藏着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妙旋律。藏地音乐元素灵活而审慎的运用,为全剧带来了鲜明的民族色彩,而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等多种演唱方式的交替使用则让全剧音乐显得丰满而立体。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观剧经历:一些民族歌剧仅靠一(几)段旋律打天下,或者简单堆砌民间、民族音乐元素,使作品最终沦为民歌串烧。而歌剧《尘埃落定》的音乐确实具备了一部优秀民族歌剧所应当具备的丰富性和规范性,在歌剧艺术的民族化探索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不仅如此,作曲家对于全剧音乐的开放性取向,也为歌剧音乐的学术性研究提供了话题。

  舞台空间的有限和观众心理空间的无限,这是舞台创作中必须面对的一组矛盾。在电影中,一个景深镜头便可让观众的视野延伸到数百米、数千米之外,而在舞台上,如何表现群山连绵良田千顷的开阔景象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尘埃落定》的故事发生在高原。蓝天白云,绿草如茵,雄鹰在高空盘旋,江河在大地上奔流,一切都那么辽阔,因辽阔而神圣,这便是普通人心中的高原。好在经过舞美团队的精心设计,歌剧《尘埃落定》的舞台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史诗气质,用“大气磅礴”四个字来形容亦不为过。为了突破舞台的有限性,歌剧《尘埃落定》的舞美设计可说是“费尽心机”。第一场将舞台分区:舞台前部是聚作一团的农奴和稳坐帐中的麦其土司,舞台后区是大块隆起的山坡,坡上种满罂粟。山坡后还有一道天幕,占据天幕主体的血色罂粟花田和舞台上的实景融为一体,而天幕上绘制的群山和草原则将观众的视线引向更远的远方。第二场多媒体的使用:二少爷不得不与心爱之人分开后发出了“我在哪里我是谁”的追问,与此同时,舞台前端降下一道投影幕布,上面繁星璀璨、银河流淌。刹那间,观众感受到了夜空的静谧无垠,星辰近在咫尺,让人仿佛身处超越尘世的宇宙空间。最后一场“红汉人”和土司的交战,舞台上立起四层楼高的官寨。而在舞台一角,投影幕布上投射出对面山头星星点点的火光。不要小看这点火光,没有这点火光,观众的心理空间就会局限在官寨内部,而有了这点火光,观众的视野得以延伸至官寨以外,直至对面山头。如此一来,舞台的有限性再一次被最大限度地延展,红汉人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却作为战争的一方实实在在地出现在观众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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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尘埃落定》剧照(重庆市歌剧院供图)

 

  三

  如果说对歌剧《尘埃落定》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们以为是该剧后半部的笔力稍显不足,文本的完整性略微欠缺使得该剧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比如,当昔日恋人卓玛带来“红汉人”的消息后,二少爷的一系列思想行动似乎缺乏合乎人性逻辑的心理依据。虽然农奴制的灭亡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作为土司次子的二少爷听闻“红汉人”要推翻农奴制解放奴隶时,恐怕不可能仅仅体会到一丝“淡淡的忧伤”,他的阶级的“基因”一定会使他有着更为复杂、强烈的心理反应。目前来看,全剧后半部剧情的发展基本依靠外部事件推动,“红汉人”到来引发二少爷和土司大人的矛盾,“红汉人”将官寨轰塌,复仇者将长兄杀死让二少爷意外成为新任土司,这一系列巨大的人生跌宕在主人公内心中产生的波澜表现得还不够。笔者斗胆建议,编剧是否可以牢牢抓住“情”这一关键字,将促使二少爷做出重要选择——推翻农奴制、解放奴隶的三段“情”进一步渲染突出。

  首先是二少爷和卓玛的恋情。导致二人不得不分开的并非土司太太的百般阻挠而是身份地位的悬殊差异。卓玛和丈夫银匠虽然缺乏爱情基础,但两人的距离在“红汉人”到来后迅速拉近,这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和信仰。卓玛怀着激动与兴奋之情说出只要土司放弃抵抗,他们不仅可以活命还能继续做土司这番话时,二少爷不但没有欣喜反而更加失落,他朝思暮想的卓玛——一个奴隶开始同情他这个土司家的儿子,同情他这个曾经的主子和爱人。如果说之前的卓玛还活在二少爷的梦里心里,那此刻的二少爷却是连想念卓玛的资格都没有了。第二段是二少爷对父母的亲情。二少爷之所以劝父母不要和“红汉人”开战是因为“‘白汉人’数量那么多都被‘红汉人’打败了”。诚然,二少爷超时代的预感让他意识到土司制的必然灭亡,也让他意识到和“红汉人”争斗下去终将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但二少爷不曾预料到的是一个即将没落的贵族对尊严的拼死守护,是土司太太临终前那一曲《袅袅炊烟》:“已飞上苍天又何必失足?又跌落在满是尘埃的人间?”二少爷参透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他无法预知故事的结局,因为他始终无法参透的,是人的骄傲与高贵。第三段则是塔娜和大少爷的虐恋。塔娜是母亲为二少爷寻求的伴侣。为让亲生儿子当上新任土司,土司太太必须为二少爷争取一次部落联姻以扩充他的势力。不曾想,二少爷对这位美艳娇妻没有半分情意,反倒念念不忘自己曾经的爱人。大少爷趁虚而入,和弟弟的妻子有了私情。直到塔娜因谋杀大少爷而被士兵们杀死躺倒在二少爷怀中,众人才意识到原来塔娜就是复仇者,老土司是她的杀父仇人,她处心积虑嫁给二少爷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匕首插进土司的胸膛。

  二少爷亲眼目睹了一出又一出悲剧的上演,尽管他拥有超越常人的预见性,他能回答父亲提出的“种罂粟还是种麦子”的问题,也能解决藏民生活上的难题,但他却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和爱人相继离去。情感的激烈冲突在二少爷内心掀起惊涛巨浪,迫使他不得不面对、思考、抉择。正是在这情感的催逼下,二少爷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他由一个天真浪漫的孩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向那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牢笼——封建农奴制发起挑战,他终于意识到只有击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让高贵的不再生而高贵,低贱的不再生而低贱,点点尘埃才能化作繁星,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不停闪耀。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有别于原著文学形象的戏剧人物才可能在舞台上挺立起来。他不再扮演原著作者阿来传声筒的角色,不再替他人言说,而是成为了歌剧《尘埃落定》舞台上自由生长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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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尘埃落定》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歌剧《尘埃落定》中二少爷这一艺术形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精神价值。他的思考、他的行动、他向往自由渴望爱情却被与生俱来的阶级枷锁绊住了脚步,这种挣扎与矛盾令他成为中国歌剧艺术长廊中鲜明的“这一个”。“傻子”(二少爷)这一崭新的艺术形象启示我们:长期以来,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制约下,艺术塑造人物,习惯于以阶级对立的观念规范人物,剥削者统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周扒皮”;而被剥削者都是“高玉宝”。这在阶级分析上当然是有理可据的,但对审美创造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往往忽视乃至排斥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傻子”形象作为带有浓郁寓言色彩的独特的“这一个”,从人性的深处和复杂性上昭示出真善美的巨大感召力,其精神指向是没落的奴隶制必然灭亡和新社会新制度的必然胜利。这对于面对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在创作哲学思维层面的深刻变革即以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取代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进而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理念,显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如痴如醉,如梦如幻,如歌如吟,如诗如画……”没有对生命的体悟,哪有对人性的思索?没有对情感的体认,哪来对社会历史的觉解?2019,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歌剧院在院长刘光宇的带领下,用一曲感天动地的情歌唱响了整个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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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尘埃落定》剧照(重庆市歌剧院供图)

 

  作者:文豪 仲呈祥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5期(总第44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陈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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