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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情感底线——读肖江虹小说《犯罪嫌疑人》

发布时间:2019-03-05来源:必赢棋牌app作者:孙瑞东 收藏

  当我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和极其耐心的态度来读完《犯罪嫌疑人》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不得不坦白地说:这篇小说,谈不上摄人心魄,却总有勾魂的地方;谈不上高雅的风范,却总有回荡的余韵。

  毫无疑问,《犯罪嫌疑人》具有浓浓的乡音,真实反映了某个时代某个地方发生的某些事。小说的笔调是缓慢的,语言是平淡的,艺术是单纯的。在读的时候,人不能急,要耐下性子,一字一词一个腔,逐一品味,才发现作者是向读者讲述了一个简约明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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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江虹《犯罪嫌疑人》首刊于《当代》杂志2011年第5期

  故事发生在龙潭,一天,这个村庄发生了一桩命案(死者刘桂花),公安(老黄)作为权威者、公证人介入调查,一番周折之后,“颇有能耐”地认定了三个犯罪嫌疑人:林北、王建国、胡卫国。孰料“重刑”之下,三人不招,只好放回。此后,大山刮起了一阵旋风,三人的命运分别遭受不同的戏剧变化,一步步沦丧,一步步走向死亡,最终“真相大白”。

  可见,作者的艺术构思是单纯的,故事内容是简约的,并无特别复杂难懂的地方。然而,叙述结构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两条线索,线索中藏线索;三个点,点点独立又点点相连。

  一条线索是明线,明线中藏暗条,明线是外表事件的演变,暗条乃内在情感的深化。刚开始,林北获释回家,兴致勃勃,做的事,上的课,激情满面,连草木都觉得亲切,接着被村民辞教,女孩子看他带着异样的眼光,村民们渐疏渐远(此时情感困惑、无奈),而后耕地种田都是一个人,直至母亲逝去后,人们没有发扬“有能力互相帮助”的传统,他只好呆坐在稻草上,唱着沉郁的哀歌(苦闷),最终出走、死亡(绝望)。

  王建国亦如此,看他回家的那种满脸自信,熬了一锅麻糖,带着一脸的幸福看妻女,但是很快发现麻糖卖不出(打击后的困惑),后来房子着火,老伴惨死,村民们见死不救(苦闷、失望),最终也唱着哀歌,出走、死亡(绝望)。

  胡卫国,同样难逃厄运,兴高采烈回家,还有向队长断臂宣誓“不是自己干的,就不是自己”的自信和坦荡,接着去看电影,受刘老把家阻碍(困惑),后来讲故事,遭受冷淡、排斥(无奈后的失望),最终残腿,此时,是“表情不再生动”的苦闷,绝望。

  这条线索中三个人的事件虽不同,但三人的情感随时间空间的推移,愈加浓烈,愈陷愈深,一个底线随一个底线遭受破坏,以致三人情感彻底沦丧。

  另一条线索是隐线,隐线中藏暗槽,可视为由始至终的态度变化,虽有些暧昧,却丝毫掩盖不了人们人性情感态度的冷淡。当强奸案发生时,他们纷纷猜测,并寄希望于权威公正者(公安)。三人被抓后,人们难以相信。当三人放回时,他们又惊奇、纳闷。当林北母亲帮刘家做事遭赶时,不说话,默认了此事。当人死房子着火时,村民见死不救。随着时间推移,村民们的表现愈来愈冷。他们的情感历程可归为:惊异——沉默——冷淡——疏远——冷漠。他们的表情愈“冷”,行动愈冷,态度愈冷,三人的内心愈燥热。这种见死不救的情感底线一旦捅破,上升到某个层次,则说明人性已遭破坏。

  由此看来,个人的力量难以摆脱群体的无声之语以及权威者的制约。再加上三个点(嫌疑犯、权威者和村民)纵横交错,互相穿插组成了一个面。这个面是单纯的、平静的、简约的。它照出了三人内心情感抑郁的过程,照出了村民情感的“冷”,照出了权威者的失误或无奈。这时,你会觉得它单纯而不单一,简约而不简单。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以极其忍耐的品性,极其克制的心态,心静如水道来,不露痕迹,将两条线三个点巧妙地组成了一个面,一个惊心动魄的面,平静如水的面。然而,恰如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的,作品,“不应有太重的思考意味和哲学深度”,而是提倡“语言简约而情感深刻,渗透到某一种情调和感情境界里去而又巧妙地表现出”作品言外之音。

  因而,你会不经意地发现,这平静如水的“面”,实际一点儿不平静,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连作者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卷了进去,漩涡里充满着荡气回肠的矛盾冲突。矛盾愈冲突,冲突更矛盾,愈陷愈乱。于是,情感浓度也随之运转、沦陷,一个底线随一个底线不断被刷新,以致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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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犯罪嫌疑人与村民的情感较量上,村民们自以为拒绝了恶,实际上拒绝等于承认,承认了另一个邪。三个人自以为得到了谅解,却也知道这不是那么简单的谅解,“这是一辈子无法磨掉的”。这些矛盾实质也是作者内心情感纠结的矛盾。除此之外,还有公安与村民的矛盾(相信权威与怀疑权威的矛盾),三人或村民自身内心情感缺失与自我满足的矛盾,死者与生者的阴影矛盾等等。

  作者在不断推翻一批矛盾的同时,又制造了新一批矛盾,他本身无法解决这些混合矛盾,最终,“无可奈何”将三人集体处死,以告“真相大白”,换取一厢情愿的“畸形”情感安慰。在制造矛盾的同时,作者也过分夸大了“巧合性”。例如火烧王建国房子,原因不明,人为还是巧合?若是人为,谁干的?这些都无法掩饰作者的刻意安排,刻意渲染个人命运的无奈性和“恶有恶报”的虚假性。

  当然,外在的静穆和内在的回荡天衣无缝的组合,仍可看作是作者艺术造诣的高明。或许,作者的极端写法也是为了能恰如其分运用人物情感彻底沦丧来达到某种艺术效果。

  这样,小说作者在走向结局的时候,多少出于不自愿,但没办法,只好将他们推向死亡,终而真相大白。真相大白的结局是可悲的(尽管带有喜剧色彩)。当有人在山上发现尸体时,已经预示着悲剧的产生。

  但生活悲剧不能与艺术悲剧划等号。生活悲剧是客观存在的,而艺术悲剧属于美的范畴,它不过是借助现实虚构出艺术的东西来,无论如何,它只有一个目的,用宗白华的话说,艺术悲剧,“可使人的心灵净化……深化……超脱”,震撼读者内心,与之共鸣,达到审美情趣的升华。

  在这篇小说中,你不得不再一次叹服作家的高明。他不是将生活悲剧和艺术悲剧单独割开,走向极端,而是将二者重新组合,并赋予全新的视角:情感悲剧。

  在文中,我们显然闻到生活悲剧的气味很浓,似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身临其境之感,无论林北等三人如何坚信不是自己所为,或凶手真的另有其人,但群众沉默的威力很大(围观效应)。一个嫌疑犯的身份足以毁掉林北大好前程,其他两人亦遭到类似“恶有恶报”的报应打击,这份打击源自于村民的情感冷淡和他们自身的情感缺陷,终而导致情感悲剧继续浓郁下去。在这里,作者既不扬颂谁也不贬低谁,也不刻意渲染宿命论效果,尽管他一再将生活虚构成艺术品。然而,虚构成分不浓,使得生活悲剧与艺术悲剧呈现朦胧姿态,界限不明。

  因时代的伦理和情感的缺陷,导致主人公命运的窘态,不得不含恨而终。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在文中体现村民群体)的悲哀,或在某种程度上,对公证权威发出了质疑。这些分析仅仅是外延成分,情感悲剧最大成分体现在作家本身。艺术品只是作家情感发泄的外在工具,亦如朱光潜先生所言,“不少人走向文学之路,则是需要发泄情感。”作家养成了悲天怜悯之心,却无扭转乾坤之力,面对现实,发现问题,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无法处理问题,情感悲剧的气氛更隐忍、更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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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江虹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袁正领

  特约编辑:朱丽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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