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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王廷信)

发布时间:2018-12-2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王廷信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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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0月15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同志对《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作出重要批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本刊名誉主编仲呈祥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本刊主编庞井君主持会议。哲学家张世英、评弹理论家吴宗锡、摄影家袁毅平、话剧艺术家蓝天野、画家周韶华、美学家刘纲纪、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文艺理论家王元骧、文艺理论家陆贵山、音乐家傅庚辰、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剧作家郭启宏、影视导演翟俊杰等发来寄语和祝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本刊顾问邵大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次炤、张德祥,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研究所所长金浩等出席会议并研讨。会议成果将在本刊陆续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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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

——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

王廷信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紧紧围绕人的主题,尤其是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展开。这个核心命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渐次展开的,也源自文艺理论家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的回应。伴随着人的主题的渐次展开,文艺理论的讨论也逐步回归艺术本体,围绕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理论界借助西方文艺理论话语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流派的探讨尤为集中。同时,一批致力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学者从本土理论出发对人的主题作出回应。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立场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发声也成为建构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艺创作出现了从俗从众的倾向,人的主题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有被淡化乃至被搁置的趋势。对于人的主题的重视需要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旨向中重新思考。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文艺理论 核心命题 人的价值

 

  改革开放4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化速度最为迅猛的40年,也是变化最为深刻的40年。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近40年来所出现的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均源自文艺理论家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的回应。改革开放40年,理论家们所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价值发现问题。在围绕人的价值的发现问题的解读中,一批理论家致力于现代启蒙,通过引述西方现代艺术理论解读中国当代新的艺术现象,启蒙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另一批理论家致力于中国传统资源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寻找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人的价值和尊严。而这些探索均未脱离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也未脱离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文艺的发声。所以,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理论源于三大理论资源,一是国家意识形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立场对文艺的发声,二是国门打开之后西方经典文艺理论资源的输入,三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资源的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围绕人的主题,尤其是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问题来思考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

 

  一、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理论从发现人的价值开始

  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对“文革”的全面反思、对“文革”期间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否定开始的。而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种反思已出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小说发表在197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小说一发表,就引发了理论界的争论。而《班主任》所提出的对问题学生宋宝琦的理解与关心,以及对谢慧敏的剖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对人的价值关怀的起点,文艺理论家们面对的关于《班主任》的争论也成为改革开放文艺理论出现新面貌的起点。

  随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思想领域的大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直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否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改革开放由此逐步全面铺开。其中,否定“两个凡是”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思想解放扫清了道路,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成为改变日后理论话语模式的关键,也成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的关键。

  在对真理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引发社会强烈共鸣,报纸加印150万份仍然脱销。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当年9月2日,《文艺报》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两部小说,“伤痕文学”的概念开始流传。[1]而“伤痕文学”正是在反思“文革”对人的心灵的伤害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人的个体价值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各民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2]这个讲话从根本上打破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僵化思想,引发了让一部分人因“辛勤努力成绩大”而“先富”的观念的产生,让原先一切从“公”的社会制度中加入了“私”的成分,让因一切从“公”的制度所造成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所引发的社会贫困现象得到了缓解,意味着对个体力量差异的认可,也意味着个体力量在未来社会改革过程中的崛起,从而让“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价值的发现与追寻的问题落实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当中,从而成为此后文学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关注人的个体价值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篇讲话与文艺创作中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关注几乎是同步的,说明在改革开放之始,国家从意识形态领域对个体能量的重视与文艺界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形成了合力。所以才会有此后波涛汹涌的改革大潮和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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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文艺理论话语的丰富

  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在这封写于1965年的信中,毛泽东主席提到“诗要用形象思维”,引发了理论界对“形象思维”的讨论。但在讨论过程中,人们依然运用传统的理论资源来认识这个问题,显示出理论资源和话语模式的单一性。1979年1月,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参与编译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及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现代资产阶级作家、批评家的论著;(7)现代修正主义者有关文艺的言论或著作;(8)其他。[3]这部译文集的出版以“形象思维”为纽带,为当时的理论家们提供了别开生面的理论资源。对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以及国外文艺理论的引入,大大丰富了改革开放的文艺理论话题。这些话题把理论家的思维从作家作品的外围研究引向对作品自身艺术特点的研究,但即使如此,由于改革开放步伐的逐步加快,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开始井喷式涌现,人的价值的发现问题依然持续成为文艺理论话语的核心命题。

  1979年6月,刘丕坤译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译著的出版引发了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1981年10月8日至11月26日,上海市哲学学会专门举办了学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书班,四十多位会员参加。读书班邀请复旦大学薛维新领读,逐段逐句讲解原著,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认识这部手稿的地位和意义。[4]刘丕坤译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引起了理论界对“人的异化”问题的思考,进而引起了人们以人道主义为主题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和思考。在人们对于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热潮中,1979年9月,《十月》杂志发表了白桦电影剧本《苦恋》,序幕中特以雁阵精心排出一个“人”字,用三节清唱,核心词句分别为“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我们高唱着把人字写在天上”“我们前进着把人字写在天上”。这与在改革开放开始之际人们对“人”的关注的节奏是一致的。针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于1984年1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指出:“我们所要宣传和实行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5]胡乔木的著作从政治高度分析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要害问题,代表了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对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回应。虽然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各种观点在一个时段强力碰撞,但这场讨论大大深化了文艺理论界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祝词中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6]邓小平的祝词强调了文艺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强调文艺创作要从人民当中汲取力量。他进而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7]邓小平在此特别强调文艺的特征和规律,要求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按照规律办事,不让文艺创作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克服了以往以政治统帅文艺的不妥做法。提倡在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8]为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多样化发展指明了道路。邓小平的这种认识已意味着从国家层面为文艺定了调,预示着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将会在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出现新的繁荣面貌。

  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在理论界围绕文艺创作进行热烈讨论的有以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为代表的大批新内容、新的表现形式的作品。白桦的《苦恋》因涉及一个公民在处理个体与国家矛盾时对国家的态度而引起了国家上层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质疑。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9]这是在政治与文艺之间出现张力时的意见,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以“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的观点与方法避免了以往文艺作品与政治之间一出现矛盾便被一棍打死、牵连众多人的政治运动式的粗暴做法。所以,对于《苦恋》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在理论领域正常进行。而对《苦恋》的争论也是基于个体价值与国家价值的对立统一中展开的。这次讨论也让文艺伴随着对人的价值的关注走向对于人的个体价值问题的追寻上来。

  1982年12月,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首部著作美国乔治•桑塔耶纳的《美感:美学大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该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改革开放时期文艺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读本,让更加丰富和相对完整的国外文艺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不仅引发了新时期的“美学热”,而且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美学热”对充实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话题起到了基础性的建设作用。人们对于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讨论、李泽厚实践论美学观点的出现都强化了人们对于美的认识。直到20世纪90年代,更多新的美学理论的涌现更让理论界大开眼界。美学热的讨论成果在文艺理论领域也有体现,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刘再复的主体性观点。《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与1986年第1期分两期发表了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该文是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理论对人的价值在文学中的体现探讨最为深入的著述。文章强调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地位上来认识,强调人的精神主体性,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章从创作主体、形象主体、接受与批评主体三大方面深入分析了人在文学中的主体价值。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热切关注与讨论,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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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理论的话语的日益丰富不仅推动了理论家对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视,更让批评家们在认识文艺作品时有了更加全面、更加理性的把握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到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美学与文艺理论著作。批评家们在批评文艺作品时的多角度看法,也摆脱了以往批评话语的单一性,以包容和激励的态度推动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表现形式多样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出现。改革文学、爱情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写实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多种题材、风格和流派的作品的竞相涌现,都与文艺理论话语的丰富所显示的对文艺创作的包容和激励有密切关系。而这些作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渗透着对人的价值的发现问题的深刻内涵。这些理论话语也无不伴随着对人的价值的发现问题而将触角深入到文艺的本体向度来讨论文艺问题。

  1986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支持探索,鼓励创新》。文章指出:“正象意识形态的其他战线一样,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进行各种实践性的探索。创作的格局和表现手法大大地被突破了,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着意于开阔视野,扩大题材领域和寻求新的表现角度;有的还借鉴西方现代流行的一些艺术手法(诸如意识流、象征、意象、荒诞、变形、魔幻等)以丰富表现生活的手段,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呈现出斑驳多姿的态势。”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欢迎和支持这种探索和创新,要鼓励文艺工作者们去实践。新时期文艺探索和创新的总目标,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在这个总目标下,应该容许进行各种试验。”[10]《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反映出这个时段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文艺创新的激励态度。

  改革开放40年,理论界引入了色彩斑斓的西方文艺理论观念和方法,批评家们也热衷用这些观念和方法来套解中国本土出现的文艺创作现象,虽然有些生硬,但对丰富中国本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也起到了正面作用。与此同时,源自中国古代的经典文艺理论资源也在整理、研究中,许多传统的文艺样式的批评话语也重新捡拾起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资源,从而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显示出现代活力。中国美学史及美学理论、中国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研究热潮的涌现,显示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在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踏实作为。

  如果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在引导中国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启蒙作用,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由现代而引发的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后现代主义思想顺时而入。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则为消解现代主义起到了来自中国本土理论的推助作用,从而在另一个向度肯定了人的价值。正如成复旺先生指出:“所谓‘现代生活’本身就是病态的,它不足以成为评价文化、包括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标准;不适应这种病态的‘现代生活’的需要,或许正是现代人的人生需要,正是中国传统审美之路的价值所在。”[11]

 

  三、人的价值命题的淡化与文艺思想的理性回归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来说是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推进的,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感性形象和文艺理论成果则是在文学艺术家们的探索中塑造和完成的。当我们思考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时,很难脱离这两方面来思考。

  对于国家而言,改革开放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富强。为了保障改革开放的平稳顺利进行,在改革的大船启航之初,国家从意识形态领域就划定了红线。1979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明确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2]可以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红线。这条红线每在改革开放出现偏差、国家文化安全出现危险的关头就会及时出现,表现出强硬的姿态。既然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现国家意志的“红线”,就会对国民的“个性”有所限制。改革开放伊始,这种矛盾就已出现。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作家白桦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就是具体表现。从对《苦恋》的争鸣,到20世纪末出现的一系列文艺争鸣,都集中体现在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之间的张力上。这种张力体现在文艺家们对个体价值张扬的探寻与这种做法跟“四项基本原则”这条红线的触碰上。这种触碰有时是激烈的,有时是温和的,有时会形成合力。正是这种触碰,建构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触碰的声音渐渐变弱,这说明国家意识形态与文艺家们的思路在人的价值问题的向度上的渐渐“合拢”。而发生这种“合拢”的契机正在于市场化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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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文艺重在启蒙,重在唤起人性的觉醒,唤起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改革开放也在深入,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平衡的调节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份额在一个时段渐次变大变强。而当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发挥作用、体现自身的价值之时,文学艺术的启蒙行动就暂时放缓甚至停歇了。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随着交通和传媒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原先局限于中国大家庭内部的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减弱了。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的转向变为如何从社会实践中而非仅仅在精神领域实现自身的价值。换句话说,人们似乎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放弃了对于精神的单纯追求,或者暂时搁置对于精神的形而上的追求,试图从实用视角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了,而市场化的全面兴起则为这种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土壤和机遇。

  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1982年年初提出的联产承包制,都是国家在改革之初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这种探索也影响到了文艺界。1984年,电影的传统的统购包销模式被市场经济模式所替代。自1987年起,传统的电影制片厂、表演院团开始改制。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发表的系列重要谈话,直接推动了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确立。这个目标很快就渗透到文艺领域。此后的十余年间,与文艺创作相关的诸多机构开始加速改制,改制的明确线路就是企业化。文艺创作机构的企业化改制强力影响了创作者和创作机构的创作动机。一大批原先以事业单位为依托从事文艺创作的“精神贵族”们纷纷转向,开始从市场领域寻找价值。在市场化对文艺创作的强力冲击下,虽然也出现了一批思想内涵深刻、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但随之而出现的另一种现象则是电影开始讲票房了,电视开始讲收视率了,书画家开始讲价格了,作家开始讲稿酬了,院团开始讲赢利了。这种趋实的价值取向使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1993年6月,《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王晓明等人《旷野上的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一文,提出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王晓明感叹:“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直到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13]王晓明的感叹是面对中国当时文学创作现象的感叹,也是对文学启蒙在当代中国被搁置后的顿悟。此后,《读书》《东方》《光明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文艺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争鸣文章,吸引了从人文学者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学者纷纷参与讨论,讨论持续三年之后进入尾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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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文艺创作中人文精神的立场越来越淡化,出现了人的主题被搁置的现象。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讨论文化工业问题时指出:“娱乐变身成了一种理想,取代了更高级的东西,它通过一种比广告商贴出来的标语还要僵化的模式,彻底剥夺了大众,剥夺了这些更高级的东西。它从主观出发,对真理进行的内在约束,往往要比想象中的约束更容易受到外在力量的控制。”[15]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娱乐化倾向大大削弱了文艺的启蒙作用,削弱了文艺家们对人的价值的追寻、文艺创作对人的主题的重视,从而降低了文艺创作的品格。这些都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16]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也明确指出了文艺品格在市场化大潮中降低的现象,鼓励“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2015年10月19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评价文艺作品,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绝不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17]《意见》明确指出文艺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意见》都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基本态度,将会对文艺创作在市场化大潮中的偏差现象起到遏制作用,也预示着文艺思想的理性回归。

  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方向的迷失,关切到文艺究竟向何处走的问题。文艺如果脱离了对社会效益问题的探寻,尤其是对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的问题的深邃思考,势必将会被金钱和权力所俘获,从而走向文艺的反面。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人的价值的过程,不断激发人的创造力的过程,不断让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谐统一、形成合力的过程。所以,关于人的主题,尤其是关于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的话题,仍然有待于在“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过程中重新思考。

 

  [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2]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

  [3] 钱锺书等:《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4] 张奔奔:《上海市哲学学会举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书班》,《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12期,第34页。

  [5]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6] 邓小平:《在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2页。

  [7] 同上,第213页。

  [8] 同上,第210页。

  [9] 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2页。

  [10] 人民日报评论员:《支持探索,鼓励创新》,《人民日报》1986年5月12日。

  [11] 成复旺:《神与物游——中国传统审美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

  [12]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

  [13]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第63-64页。

  [14] 司空奇:《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介绍》,《内部文稿》1996年第19期,第28页。

  [15]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0页。

  [16] 习近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全文)》,人民网,2014年10月15日,https://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5/c22219-25842812.html

  [17]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新华网,2015年10月19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9/c_1116871619.htm

 

  作者:王廷信 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2期(总第39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延伸阅读:

 

  必赢棋牌app专题: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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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理论如何面对日趋复杂的艺术现象——专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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