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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

发布时间:2019-03-19来源:文艺报 作者:何向阳 收藏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举办了许多庆祝活动,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发展进行不同层面的梳理和总结,文学创作也在这及时的梳理总结中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理清和确立了工作思路和前行方向。但会议上谈文学创作繁荣的居多,言理论评论贡献的较少。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我以为,如若没有包括冯牧同志在内的那一代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思想推动,今天我们的文学面貌也许不会如此饱满丰富。我们的文学发展也许不会如此迅疾而扎实地站在一个被称作“高原”的高地上。所以,我想以1978年至1984年这一段时间为节点,以“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为题,谈一谈冯牧同志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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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冯牧同志率先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在当时不仅是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而且关乎着文艺的发展方向。当其时,文艺刚刚打碎“精神枷锁”,迎来思想解放,如何将万马齐喑、百花凋敝的局面变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何总结历史、反映现实,作家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仍是“心有余悸”,冯牧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扫除帮风”,主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力量”,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里造成一种正常的、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探讨、辩论的气氛”,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浇花除草”。并进一步指出,以“实践的尺度”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尺度,并前瞻性地提醒道:“如果我们只有兴趣于少数成熟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与分析,而不去关怀那些每时每日都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如果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能同文艺创作一样地时刻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我们的队伍也将停滞不前,最后必将走上一条同我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道路。”这些4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是在今天,于文学、于批评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冯牧如是言,更如是做。比如他对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推崇,之前他并不认识蒋子龙同志,只是1976年读过其《机电局长的一天》后,对另一位同志说过它是“一篇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好作品”。同时认定它出自一位“严肃的、有才能的作者”。围绕《乔厂长上任记》不乏争论,包括对蒋子龙本人也有些争议,1979年冯牧撰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很欣赏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并对有些评论只允许歌颂,“不赞成反映和回答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乔厂长上任记》的成就,正在于它“既塑造了光辉的形象,又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弊病,两者结合得很好”。一方面肯定了“作者以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敢,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当前工业战线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乔光朴”,并指出“乔光朴形象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文中热情地称之为“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 另一方面,他对文艺批评的开展也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分析探讨作品时可能会有片面性也可能会有错误,但不能脱离作品实际,若从作品中不存在的情况出发而对小说进行指责,显然是对文艺批评的正常途径的脱离,这些思想都体现出一位坚持原则而又心怀善意的评论家的正直品格。

  冯牧对作家的发掘,蒋子龙不是孤例。他在1982年8月写下的《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一文中,表达了对当时并不知名的部队青年作者李存葆的惊喜。而阅读《十月》编辑部同志送来的这部小说之前,他曾主观地推想,“那种篇幅和规模较大、能够在广阔的生活范围中,通过丰满的艺术形象,用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再现”战争历史如《西线轶事》那样的作品,一定会出现,但“对丰富的生活与思想内涵进行深刻的艺术概括”需要作家投入较长的时间。所以他的期望一开始并不是很高。但一读之下,他被小说中的真切生动的人物和动人心魄的命运所吸引打动,质朴的力量,感奋的情感,一再地中断冯牧先生的阅读,他写道,“这部新人新作,这部显然决非无懈可击的作品,却使我像一个天真的少年读者那样一再地流下了眼泪,而且为它度过了一个心情激荡的不眠之夜”。尽管如冯牧文中指出的,这部作品在结构、文字和细节上都可以找到“一些不足的瑕疵”,但整部作品所塑造的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所描述的富有强烈生活气息的场景以及所透露出的崇高的思想情操,都使他认定这是“一部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的、很有思想分量和艺术深度的成功作品”。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满怀期望地写到,“我时刻都在想着一件事情: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应当迅速地创造出一批又一批无愧于我所见到的英雄战士这样的典型形象,不是普通的人物形象,而是把这些英雄战士身上所展现的瑰丽而又崇高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化为血肉和灵魂的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是“体现着我们时代光彩的新人形象”,是“无愧于我们时代英雄称号的人物形象”,所以当他看到梁三喜、赵蒙生,看到靳开来,倍感欣慰;而在分析这些英雄的新人形象同时,他还以浓重的笔墨分析了梁大娘、玉秀两个农村妇女的形象,他写到,“这两个人物,准确地、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农村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最瑰丽和宝贵的思想品质。有了这种品质,我们的人民就会永远坚强地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这种品质,犹如曾经给赵蒙生以哺育的梁大娘的奶汁,将会永远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营养,带来坚强的意志和力量”。我们从中看到冯牧先生对“年轻的战士作家”的艺术褒扬,同时,我们更感受到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的思想中的对于人民的自然浓烈而朴素真挚的深情。我以为,这篇文章在新时期所起到的对于文学创作道路、人物形象塑造的引导作用以及一位评论家的深挚的人民情怀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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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情怀,冯牧同志对于从最基层的人民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关爱有加。1983年第6期《文艺报》发表了他对史铁生的评论。那时的史铁生还是一位不为许多人熟知的作者,而且在一大批青年作者中他发表的作品非但不多,早期的多部作品还引起不少争议,但就是如此,一方面,冯牧先生指出其“有些作品并非无疵可议甚至有着明显的缺陷”,同时另一方面,他表达着对其写作的欣赏。他写到,“我不得不为作者在描绘某些独特生活环境时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敏锐而细微的艺术感受能力而感到惊讶。”他说,“我在这些并非完美的作品中,看到了那种在青年作者中并不多见的我们习惯地称之为‘才华’的闪光”。所以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发表,他是那么振奋,称其是一部“洋溢着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耿耿深情的短篇小说”,并认定它“必将成为史铁生在文学征途上继续奋力攀登的一个可喜的标志和一个新的起点”。他在评论中热切地写到打动了他的知青岁月中以白老汉为代表的延安的普通百姓,“你难道不为作品中白老汉的丰富、纯净而乐观的性格,为他的令人感慨而又辛酸的生活命运而受到深切的触动吗?你难道不为这个有着既坎坷又平凡的遭遇的老人,对生活、对革命、对土地、对人们、以至于对牲畜所表现出来的充满深挚感情的心灵之美而受到强烈感染吗?”他继而说,“正是由于我们生活中世代绵延下来的这些把自己生命根须深深扎在民族土壤之中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获得了最深厚、最牢靠、最富有潜力的根基”。正是这种人民情怀,使得冯牧一方面对新人新作中出现的人民百姓的形象感佩万千,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平民出身的新的写作者的作品在关注与重视上能够做到不遗余力。如史铁生,冯牧坦然承认,“我不是史铁生一切作品的欣赏者。我对他前几年某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多少有些阴冷、忧郁的感情,尽管可以理解,却是不以为然的。”但就是这样,他从这位年轻作者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感知到,“一个能够以那样真挚的感情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的人,一个能够站在那样的历史高度来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再发现的人”,他相信并也请大家相信,“像史铁生这样的年轻人,像他这样饱经忧患而又树立了信念的年轻人,是会自己选定和走向日益宽广的康庄大路的”。

  经冯牧同志提携的青年作家还包括当时大连工人作者、写出了《迷人的海》的邓刚等同志。在此我不一一列举。以上只是他写于1978至1983年大量评论文章中的几篇,但已足以说明一个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在他那个时代所完成的使命。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实绩有目共睹,但面对新时期之初兴旺活跃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如何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评论家和作家如何做到互相支持,相励以志,冯牧先生以他的文与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支撑他去这样做的是他自少年始就建立起来并一直追求的思想信念和理想信仰,“我们的文艺应当是高尚的、优美的、同人民的命运和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冯牧《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局面》)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才会创造性地提出,“文学评论是以分析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形象为己任的,因此,一个文学评论家,如果不热心于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到头来恐怕也只能写出一些于作家并无好处的隔靴搔痒的文字来。”他强调,“我们沸腾的绚丽多姿的现实生活所发出的召唤,是对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发出来的,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面对现实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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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作家应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评论家也一样,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正在飞驰的文学现象,而把握其完整性与新鲜性,冯牧同志是这优秀者中的一个代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冯牧一代评论家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不像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他们更像是文学这件有着绚丽色泽的锦缎织就的华美长袍的起着支撑作用的“里子”,往往,在历史的文学长河中,他们虽长期做着引领风尚、推波助澜的无私工作却大多保持着沉默而谦逊的品性。文学能有今天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有这样的一种人格存在。于此,我怀念冯牧,和他所代表的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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